倒不是这个电影自身的问题，但这类叙述方式会让观众仅仅注意在运动的无常与可怕上，从而生产王汎森那种“一听运动就害怕”或者是李泽厚的“告别革命”的想法，那个年代的作品本身也是带有政策倾向的，一方面要完善去政治化的进程，一方面将罪名都归于外围群众。例如伤痕文学明显是被有意识地收集起来的，将官员及其家属作为被迫害对象重点描述，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斗士陈云同志的观点了（btw，原版《好 舒服 好 粗 好硬》里还有歌颂伟大领袖华国锋的段落），一女三夫CP显然比伤痕类好很多，但还是有很多限制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突出。